成大法鼓人文講座 勞思光院士開講 他說台灣應回到自強的意識 才會有新的力量邁向新的願景
【台南訊】哲學大師、中央研究院院士勞思光教授，4日在成功大學舉辦的法鼓人文講座開講，適逢六四天安門事件，勞思光院士特別從香港角度談六四事件觀點，他認為六四太早攤牌，不僅讓當時的改革運動受很大打擊，也使得改革運動元氣大傷。此外，勞思光院士也指出，今天的台灣問題在於台灣自己是否能夠自強，自強的意思看似空泛卻是很實在，大家務必先冷靜下來，回到自強的意識，才會有新的力量，邁向新的願景。
針對中文系教授林朝成提問，今天正巧是六月四日，勞思光院士如何看待六四事件？勞思光回答表示，香港對大陸的研究、了解、判斷都與台灣或新加坡等地不同，香港的方向清楚，因為特殊的條件，香港不受兩岸的影響，是超然置身於外的態度，在此情況下香港想推動的是中國的自由化，而到六四事件發生時，可說香港支持六四事件多年來累積的能量與運動，已經到了爆發點，當時李鵬便說過，香港目前已成了反對力量的基地，這對於中共來說是很嚴重的話，可是在整個大局來說，它仍然無法採取有效的反應手法，來處理香港問題。
勞思光院士強調自己一向對自由主義運動較為積極，他說，六四以前，鄧小平掌實權，香港對於大陸的改革派的知識分子，其實就有一套全面的活動在進行，當時已經有改革的要求，只是手法還未定，然而到了六四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走出來，能走出來都是因為有香港社會的協助。我認為六四的做法是太過早攤牌行動，要求改革，要求黨權退讓，這是理想，由於六四的太早攤牌，使得當時的改革運動受很大打擊，處理六四事件，中共的掌握權者必然採取鎮壓。
勞思光院士進一步指出，如果群眾運動、改革運動與民主化運動，已經進入工廠與軍隊才有足夠力量與中共攤牌，所以只有市民與學生的支持就採取攤牌行動是必敗無疑，這一敗使得改革運動元氣大傷。
中文系教授許長謨也請勞思光院士以哲學站在世界的至高點來看芸芸眾生，如此多的紛擾與衝突，世界化又繼續在進行中，孩子們的未來是否可期待，或者該有些憂心？
勞思光表示，此乃歷史的動態觀問題，未來希望端看當前做先什麼，未來環境可能有些有利或不利，但最終到底會得到什麼？端看在利與不利中採取何種做為，換句話說，人類的前途掌握在人類自己如何做。例如從六四來看，六四的時代去做六四運動，便是過於太早。今天的台灣問題在於台灣自己是否能夠自強，台灣歷史很複雜，縱然大家都有眾多的不同意見，但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共識，即必須自強，從歷史的動態觀來看，未來不利的因素自然會漸漸消失，有利的因素自然會漸漸發展，自強的意思看似空泛卻是很實在，就看大家是否願意一起把局面做好，要有這樣的想法其實不容易，如果要為台灣問題說話，呼籲大家務必先冷靜下來，回到自強的意識，才會有新的力量，邁向新的願景。
自認為在哲學研究的態度與外界的了解有很大的差別的勞思光院士指出，學生時代開始一直到後來在國外講學，所面對的問題，是當代的世界性的哲學所面臨的困局的問題，就一般的了解來講，從十九世紀以來，哲學的趨向，大家對於文化的了解、想法、希望等等都陷入了混亂，各種不同的想法互相爭執，所以在中年，五六十歲以後，我所發表的講詞都強調哲學的困局與文化的危機。
我從少壯期階段開始，便計畫著手對哲學的承繼要有大規模整理工作，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得失所在，才能對當前問題與未來希望等，有一較決定性內容的主張，而不淪為泛泛之談，因此我用幾十年的時間來重寫哲學史。
中國哲學史的編寫為中期的工作，俟寫畢之後，則轉向近代、當代西方哲學，談學派的流變等，哲學的工作是越做越明白，無所謂做完，全看做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中年後至今之工作重點便從古典轉為近代與當代。
至於勞思光院士的哲學觀，他表示，我個人所關心的是哲學的危機，困局的問題，而困局的出現是在二十世紀後半，就已經成為常識，例歐洲出現的結構思想、廣義的涵義論等越來越強，其原因就是在困局裡去找出路。
中研院院士勞思光小傳：
勞思光院士1927年生，湖南長沙人，本名榮瑋，號韋齋，思光是筆名，是著名的哲學學者。勞思光院士出身於翰林世家，祖父崇光公是清朝的兩廣總督，父親勞競九曾加入同盟會，參與辛亥革命，家世顯榮。1949年後，因為大陸易守，勞思光院士便旅居台港等地，並在美國哈佛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等，現任私立華梵大學教授。
勞思光教授學貫中西，著作豐富，含蓋文、史、哲及金石考證等各方面。其中以1980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書中對於中國傳統哲學的不同人物、問題及流派，皆有清晰的分析、深切批判，出版後旋即被港台大專院校廣泛採用為指定教材，舉凡人文相關學系的老師學、生無人不認識這位哲學大家，對於勞思光院士哲學識見，備受各界推崇。曾獲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行政院文化獎、教育部學術獎及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等。
此外，勞思光院士對國家、社會、文化等問題亦極為關心，所寫的政論、時論以精闢敢言見稱。晚年關心的問題漸漸由政治轉往文化跟教育，重心放在華人世界裡，並陸續出版《中國之路向》、《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思光時論集》、《解咒與立法》等書。960604y-j
針對中文系教授林朝成提問，今天正巧是六月四日，勞思光院士如何看待六四事件？勞思光回答表示，香港對大陸的研究、了解、判斷都與台灣或新加坡等地不同，香港的方向清楚，因為特殊的條件，香港不受兩岸的影響，是超然置身於外的態度，在此情況下香港想推動的是中國的自由化，而到六四事件發生時，可說香港支持六四事件多年來累積的能量與運動，已經到了爆發點，當時李鵬便說過，香港目前已成了反對力量的基地，這對於中共來說是很嚴重的話，可是在整個大局來說，它仍然無法採取有效的反應手法，來處理香港問題。
勞思光院士強調自己一向對自由主義運動較為積極，他說，六四以前，鄧小平掌實權，香港對於大陸的改革派的知識分子，其實就有一套全面的活動在進行，當時已經有改革的要求，只是手法還未定，然而到了六四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走出來，能走出來都是因為有香港社會的協助。我認為六四的做法是太過早攤牌行動，要求改革，要求黨權退讓，這是理想，由於六四的太早攤牌，使得當時的改革運動受很大打擊，處理六四事件，中共的掌握權者必然採取鎮壓。
勞思光院士進一步指出，如果群眾運動、改革運動與民主化運動，已經進入工廠與軍隊才有足夠力量與中共攤牌，所以只有市民與學生的支持就採取攤牌行動是必敗無疑，這一敗使得改革運動元氣大傷。
中文系教授許長謨也請勞思光院士以哲學站在世界的至高點來看芸芸眾生，如此多的紛擾與衝突，世界化又繼續在進行中，孩子們的未來是否可期待，或者該有些憂心？
勞思光表示，此乃歷史的動態觀問題，未來希望端看當前做先什麼，未來環境可能有些有利或不利，但最終到底會得到什麼？端看在利與不利中採取何種做為，換句話說，人類的前途掌握在人類自己如何做。例如從六四來看，六四的時代去做六四運動，便是過於太早。今天的台灣問題在於台灣自己是否能夠自強，台灣歷史很複雜，縱然大家都有眾多的不同意見，但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共識，即必須自強，從歷史的動態觀來看，未來不利的因素自然會漸漸消失，有利的因素自然會漸漸發展，自強的意思看似空泛卻是很實在，就看大家是否願意一起把局面做好，要有這樣的想法其實不容易，如果要為台灣問題說話，呼籲大家務必先冷靜下來，回到自強的意識，才會有新的力量，邁向新的願景。
自認為在哲學研究的態度與外界的了解有很大的差別的勞思光院士指出，學生時代開始一直到後來在國外講學，所面對的問題，是當代的世界性的哲學所面臨的困局的問題，就一般的了解來講，從十九世紀以來，哲學的趨向，大家對於文化的了解、想法、希望等等都陷入了混亂，各種不同的想法互相爭執，所以在中年，五六十歲以後，我所發表的講詞都強調哲學的困局與文化的危機。
我從少壯期階段開始，便計畫著手對哲學的承繼要有大規模整理工作，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得失所在，才能對當前問題與未來希望等，有一較決定性內容的主張，而不淪為泛泛之談，因此我用幾十年的時間來重寫哲學史。
中國哲學史的編寫為中期的工作，俟寫畢之後，則轉向近代、當代西方哲學，談學派的流變等，哲學的工作是越做越明白，無所謂做完，全看做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中年後至今之工作重點便從古典轉為近代與當代。
至於勞思光院士的哲學觀，他表示，我個人所關心的是哲學的危機，困局的問題，而困局的出現是在二十世紀後半，就已經成為常識，例歐洲出現的結構思想、廣義的涵義論等越來越強，其原因就是在困局裡去找出路。
中研院院士勞思光小傳：
勞思光院士1927年生，湖南長沙人，本名榮瑋，號韋齋，思光是筆名，是著名的哲學學者。勞思光院士出身於翰林世家，祖父崇光公是清朝的兩廣總督，父親勞競九曾加入同盟會，參與辛亥革命，家世顯榮。1949年後，因為大陸易守，勞思光院士便旅居台港等地，並在美國哈佛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等，現任私立華梵大學教授。
勞思光教授學貫中西，著作豐富，含蓋文、史、哲及金石考證等各方面。其中以1980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書中對於中國傳統哲學的不同人物、問題及流派，皆有清晰的分析、深切批判，出版後旋即被港台大專院校廣泛採用為指定教材，舉凡人文相關學系的老師學、生無人不認識這位哲學大家，對於勞思光院士哲學識見，備受各界推崇。曾獲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行政院文化獎、教育部學術獎及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等。
此外，勞思光院士對國家、社會、文化等問題亦極為關心，所寫的政論、時論以精闢敢言見稱。晚年關心的問題漸漸由政治轉往文化跟教育，重心放在華人世界裡，並陸續出版《中國之路向》、《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思光時論集》、《解咒與立法》等書。960604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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