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登陸英國 林瑞明教授開先鋒
採訪記者 : j 於 February 24, 19100 at 16:35:58 :
新聞內容 :
【台南訊】一生專研台灣文學卓然有成的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林瑞明教授，應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邀請，訂於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到英國談「臺灣文學」，這是研究台灣文學學者首次登陸英國，把臺灣文學之美介紹給英國民眾，並且在英國為台灣文學撒下第一顆種子。林瑞明教授說，研究台灣文學不能老是在台灣作研究，台灣文學應該走向國際，把讓台灣文學介紹給國際人士認識。
林瑞明教授表示，北愛與英國之關係，就如同現今台灣與中國的處境，無論是政治或文學的發展都有相似之處，因此到英國去介紹台灣文學深具意義。
林瑞明教授二月二十六日啟程赴英國走訪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和劍橋大學遠東學院，並發表有關於臺灣文學的演講。其行程分別為二月二十八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講「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文學」、三月一日劍橋大學遠東學院談「臺灣文學與戰後臺灣文學的再編成」。這次活動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計劃﹞、劍橋大學遠東學院﹝東亞研究所﹞、以及英國臺灣協會共同舉辦。
林瑞明教授，筆名林梵，台灣台南人，1950年7月1日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日本立教大學研究。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講授「台灣近現代文學史」、「台灣文學與文化」等課程，在民間團體中擔任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作品有 (一)詩集：1.失落的海2.流轉3.未名事件(二)散文：少尉的兩個世界(三)研究專書：1.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五四人的悲劇型像及其分析2.楊逵畫像(傳記)3.晚清譴責小說的歷史意義4.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5.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6.台灣文學的本土考察(四)編輯：1.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2.台灣作家全集3.賴和漢詩初編。
林瑞明教授在文學創作及臺灣文學研究兩個領域俱享盛名。林瑞明教授除了任職於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亦是該校新近成立，臺灣惟一的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林瑞明教授長期學術研究的對象
為有'臺灣文學之父'譽稱的賴和醫師。林瑞明教授除教學研究成果斐然，著作等身之外，亦參與主編臺灣文學及臺灣作家全集的工作。林瑞明教授現任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以及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他亦時以林梵的筆名發表散文和詩作，是一位少見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俱見深刻的學者。
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文學
戰後臺灣社會的政經衝突與文化緊張，以及因之而衍生的國家定位與統獨爭議，率皆肇因於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臺灣四百年的歷史中，再沒有另一個單一事件，在臺灣人民的心目中投下了如此幽暗、如此冗長的陰影。戰後臺灣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疏離，對國家權力的不信任，對社會正義的犬儒，對政治參與的畏懼，對歷史求索的逃避，在在都可由二二八事件中尋得根源的蛛絲馬跡。相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快速重整與國際社會的蓬勃發展，他國人民科技生產力的突飛猛進與文化創造力的急遽勃興，在事件之後的四十年間，臺灣的主流社會卻是長夜漫漫，瘖啞無聲；舉凡對主權的探索，對國家的認同，對主體文化的建構，對普世人權的關切，居於主流地位的臺灣人民皆被政府体制排除在外，偶有異見，動輒遭受國家機器無情的打壓，甚且犧牲性命。這種種畸形的現象，直至解嚴後，權力回歸人民，政治回復正常，情況才稍有改善的空間。
然而在這個臺灣人民為之付出了極大人性代價的，回歸社會正義的迢迢長路之中，臺灣卻也失去了最關鍵，最有可為的四十年。今日臺灣面對的種種難題，舉凡寬廣的國際空間，公平的政治參與，合理的政商分際，獨立的司法體制，蓬勃的精緻文化等等的付之闕如；國家定位，政經体制，法治社會，主體文化，福利政策，環境保護，永續經營等等的百廢待興，皆可歸咎於主流臺灣人民四十年來在重大公共議題上的缺席，而這樣主動或被迫的缺席其源頭實為一九四七年的流血事件。
然而受到重創的臺灣人民至今仍然未能完整地瞭解到這場悲劇的實情，更遑論剖析其本質，進而從中去汲取任何歷史的反思。我們只要看看臺灣人民如何冷漠地對待二二八紀念碑多年來的漫漶無文
便知；而近年來許多臺灣人民一向不以'政治冷默'聞名於世。我們只要看看臺北市民如何容忍首善之區的文化局長，就二二八紀念館的風波，回應受難者家屬的：'那你們想怎樣'慶祝'二二八？'便知；而部份臺北市民一向是以'歷史義憤'聞名全臺。我們只要看看事件之後超過四十年，仍然缺少一部站在臺灣人民立場，對事件作完整研究的歷史論述便知，而以二二八為主題，激奮人心的大河小說更數鳳毛麟角；相對於臺灣某些主題的歷史研究之蓬勃與形形色色，輕薄短小的文藝作品之氾濫，我們心中不能沒有遺憾。凡此種種，在在說明了臺灣人民對現存權力體制的依附與諂媚，對現存歷史解釋的盲信與屈從和對本體文化的缺乏自信。文學在相當的程度上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一個犯了集體歷史失憶症的民族，也難怪時不時就會被人輕薄地告知要'走出悲情，忘記過去'，以便'迎向未來'。
當然，歷史事件的臧否自有史學研究的查察之道，歷史事件的責任也自有法律追究或政治解決的方式。然而對事件的釐清與對歷史的反思，卻是嚴肅正視土地與自我的所有台灣人民無可旁貸的責任；歷史事件的解釋權更天經地義地應該掌握在臺灣人民的手中。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關節上，任何要臺灣人民'走出悲情，忘記過去'的言論，其實是居心叵測的。我們無法想像史論未定之前，任何一位有著基本人性關懷的人竟能發出這樣的謬論。更何況發言者，偶亦不乏與該事件有直接間接，千絲萬縷，治絲愈棻的關係人。我們何嘗聽說過日本人要中國人走出悲情？我們更不曾聽說過德國人要猶太人忘記過去！只有受害者有權利寬恕；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更沒有義務遺忘。任何不是直接受害者卻發出'走出悲情'或'忘記過去'讕言的人，如果不是事實上令人齒冷的幫凶；至少是理論上言語輕薄的幫閒。
'幽囚身是自由身，尺蠖聞雷屈亦伸；我向鐵窗三日坐，心同面壁九年人'﹝賴和：繫臺北監獄﹞；受苦與抵抗，放逐與流亡，是百年來臺灣文學恆久的主題。二二八事件對戰後臺灣人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歷經數世，其鬼魅魍魎猶兀自徘徊，時不時出沒在臺灣社會的各個面向；文學反映時代，自難視而未見，懷抱'身土不二'傳統的臺灣文學，尤其是首當其衝。為了重新檢討二二八事件及其對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影響，英國臺灣協會與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將於二月二十八當天下午，共同舉辦一場以二二八事件及臺灣文學為主題的學術演講；'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文學'。希望大家踴躍參加，依循學術的規格，理性討論。
根植吾土，心繫斯民─ 戰後臺灣文學的再編成
歷經一九二○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三大論爭─新舊文學論爭，鄉土文學論爭，臺灣話文論爭，臺灣文學主體性的概念於一九三○年代已經斐然成型，在特殊的條件下成立了獨樹一幟的臺灣文學；既非殖民帝國的日本文學所能支配，也非同是使用漢文的中國文學所能概括。臺灣新文學運動自始即與國族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具備政治運動者身份的文學運動健將不勝枚舉，這個現象在左翼文學脈絡中尤其明顯。我們從當時臺灣左翼文化戰線的言論與主張中，可以觀察出在文化，文學抵抗日本的過程裡，臺灣意識已然具體成型；臺灣作為弱小民族的新身份，抵抗日本並不必然必須依傍中國。三十年代臺灣話文派與中國話文派的論爭，除了是語言、文化的操作問題之外，也跟左翼政治運動尋求臺灣獨立有著密切的關係。
殖民地的文化特徵之一是語言的破碎性，而語言是文學創作的根本。新文學運動初期，確有少數日文作品，但在臺灣文化至上的鼓吹下，臺灣作家隨即轉入漢文的詩文創作。惟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後，在戰爭的怒火狂濤之中，臺灣作家被剝奪了漢語寫作的自由，僅能以日文創作，使得臺灣語文完全失掉了發展的空間。四○年代被迫進入皇民文學的國策之中，對臺灣作家更是絕大的挫折與考驗。臺灣文化人在被迫日本化的過程中，對於保有臺灣的特殊性是非常在意的。事實上，'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是新文化運動初期即已歸結出來的主張，而且在運動的過程中不斷的被強化。皇民化之下的臺灣殖民地作家，運用殖民者的語言而保有其文學的自主性，毋寧是母語斷裂之後惟一的出路。就此脈絡而言，臺灣文學與愛爾蘭文學的發展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戰後初期，隨著中國政府接收臺灣，中國文學以及中國語文形成文壇的主流。然則臺灣作家，面對中國現代文學，不但未曾有絲毫自卑，反而崖岸自立，對臺灣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文學
創作的水準與一般人民的文藝品味，充滿了自信。這個現象尤其在對'魯匪迅'﹝國民黨用語﹞等左翼文學作品的理解與欣賞程度中呈現出來。戰前面對日本人，戰後面對新來的中國人，臺灣作家的態度是前後一貫的，理所當然地維護了臺灣文學的尊嚴。當然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之中，作為時代見證的臺灣作家，亦不免凸顯了戰後臺灣人民精神上的窒悶與痛苦。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反共文學當道之下，臺灣文學青黃不接，日據時代的作家因語言、文字的轉換，已然喪失文學的舞台，幾乎全數退出。六○年代出發的年輕作家，雖然接受了完整的中文教育，也寫出了不少優秀的作品，但在當時'無根的放逐'與'橫的繼承'的影響下，對於臺灣文學的傳統一無認知，處在歷史斷裂的狀態之中。這種狀況，直至一九六四年'臺灣文藝'與同年'笠'詩社的創立，才有了改善。一九六六年吳濁流臺灣文學獎以及一九六九年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成立，正式標舉出臺灣文學的正橐，臺灣精神的延續才算有了一個文學的陣營。一九七三年保釣運動及台灣退出聯合國等一連串事件之後，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動帶來了對文化前途的反省，在強調民族文學，社會文學之際，臺灣文學也逐漸受到重視。
其實任何文學派別都反映了政治態度與國家認同，臺灣文學運動的癥結是戰前'臺灣結─日本結─中國結'與戰後'臺灣結─中國結'之盤根糾結。延續殖民時期臺灣文學運動與政治運動的相激相蕩，戰後臺灣文學再編成的過程中，其關鍵處亦在於臺灣文學是否中國文學的支流？而其政治意涵則在臺灣是否中國的一部份？在臺左派文人捨'臺灣文學'而不由，卻名必稱'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其彆扭詏口一如右派政客所稱的'中華民國在臺灣'。對比於殖民者所稱的'在臺灣的日本文學'以及二戰前後中共所﹝精神﹞支持的臺灣左派的政治運動，左右統獨中日的紛爭糾葛，加諸於臺灣人民身上的磨難，具體而微地在臺灣文學的發展脈絡中呈現出來，我們更不得不驚訝於歷史的反諷之鉅且速。
臺灣文學的本土論述在一九三○年代之後已然成型，經歷不同的政權，同樣的論題依然浮現。九○年代臺灣本土化的訴求再次響起，其中包括對臺灣文學，臺灣史以及臺語的重視，表現出戒嚴的魔咒掃除之後，臺灣人民急於認識生存之地的文化傳承；在此時空背景之下，臺灣文學'身土不二'的主體性思考也才有了健康成長的空間。為了爬梳百年來臺灣文學的脈絡與檢討戰後臺灣文學的發展，英國臺灣協會與劍橋大學遠東學院將於三月一日，共同舉辦一場以臺灣文學為主題的演講；'戰後臺灣文學的再編成'。歡迎大家踴躍參予。
890224
新聞內容 :
【台南訊】一生專研台灣文學卓然有成的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林瑞明教授，應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邀請，訂於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到英國談「臺灣文學」，這是研究台灣文學學者首次登陸英國，把臺灣文學之美介紹給英國民眾，並且在英國為台灣文學撒下第一顆種子。林瑞明教授說，研究台灣文學不能老是在台灣作研究，台灣文學應該走向國際，把讓台灣文學介紹給國際人士認識。
林瑞明教授表示，北愛與英國之關係，就如同現今台灣與中國的處境，無論是政治或文學的發展都有相似之處，因此到英國去介紹台灣文學深具意義。
林瑞明教授二月二十六日啟程赴英國走訪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和劍橋大學遠東學院，並發表有關於臺灣文學的演講。其行程分別為二月二十八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講「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文學」、三月一日劍橋大學遠東學院談「臺灣文學與戰後臺灣文學的再編成」。這次活動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計劃﹞、劍橋大學遠東學院﹝東亞研究所﹞、以及英國臺灣協會共同舉辦。
林瑞明教授，筆名林梵，台灣台南人，1950年7月1日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日本立教大學研究。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講授「台灣近現代文學史」、「台灣文學與文化」等課程，在民間團體中擔任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作品有 (一)詩集：1.失落的海2.流轉3.未名事件(二)散文：少尉的兩個世界(三)研究專書：1.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五四人的悲劇型像及其分析2.楊逵畫像(傳記)3.晚清譴責小說的歷史意義4.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5.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6.台灣文學的本土考察(四)編輯：1.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2.台灣作家全集3.賴和漢詩初編。
林瑞明教授在文學創作及臺灣文學研究兩個領域俱享盛名。林瑞明教授除了任職於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亦是該校新近成立，臺灣惟一的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林瑞明教授長期學術研究的對象
為有'臺灣文學之父'譽稱的賴和醫師。林瑞明教授除教學研究成果斐然，著作等身之外，亦參與主編臺灣文學及臺灣作家全集的工作。林瑞明教授現任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以及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他亦時以林梵的筆名發表散文和詩作，是一位少見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俱見深刻的學者。
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文學
戰後臺灣社會的政經衝突與文化緊張，以及因之而衍生的國家定位與統獨爭議，率皆肇因於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臺灣四百年的歷史中，再沒有另一個單一事件，在臺灣人民的心目中投下了如此幽暗、如此冗長的陰影。戰後臺灣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疏離，對國家權力的不信任，對社會正義的犬儒，對政治參與的畏懼，對歷史求索的逃避，在在都可由二二八事件中尋得根源的蛛絲馬跡。相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快速重整與國際社會的蓬勃發展，他國人民科技生產力的突飛猛進與文化創造力的急遽勃興，在事件之後的四十年間，臺灣的主流社會卻是長夜漫漫，瘖啞無聲；舉凡對主權的探索，對國家的認同，對主體文化的建構，對普世人權的關切，居於主流地位的臺灣人民皆被政府体制排除在外，偶有異見，動輒遭受國家機器無情的打壓，甚且犧牲性命。這種種畸形的現象，直至解嚴後，權力回歸人民，政治回復正常，情況才稍有改善的空間。
然而在這個臺灣人民為之付出了極大人性代價的，回歸社會正義的迢迢長路之中，臺灣卻也失去了最關鍵，最有可為的四十年。今日臺灣面對的種種難題，舉凡寬廣的國際空間，公平的政治參與，合理的政商分際，獨立的司法體制，蓬勃的精緻文化等等的付之闕如；國家定位，政經体制，法治社會，主體文化，福利政策，環境保護，永續經營等等的百廢待興，皆可歸咎於主流臺灣人民四十年來在重大公共議題上的缺席，而這樣主動或被迫的缺席其源頭實為一九四七年的流血事件。
然而受到重創的臺灣人民至今仍然未能完整地瞭解到這場悲劇的實情，更遑論剖析其本質，進而從中去汲取任何歷史的反思。我們只要看看臺灣人民如何冷漠地對待二二八紀念碑多年來的漫漶無文
便知；而近年來許多臺灣人民一向不以'政治冷默'聞名於世。我們只要看看臺北市民如何容忍首善之區的文化局長，就二二八紀念館的風波，回應受難者家屬的：'那你們想怎樣'慶祝'二二八？'便知；而部份臺北市民一向是以'歷史義憤'聞名全臺。我們只要看看事件之後超過四十年，仍然缺少一部站在臺灣人民立場，對事件作完整研究的歷史論述便知，而以二二八為主題，激奮人心的大河小說更數鳳毛麟角；相對於臺灣某些主題的歷史研究之蓬勃與形形色色，輕薄短小的文藝作品之氾濫，我們心中不能沒有遺憾。凡此種種，在在說明了臺灣人民對現存權力體制的依附與諂媚，對現存歷史解釋的盲信與屈從和對本體文化的缺乏自信。文學在相當的程度上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一個犯了集體歷史失憶症的民族，也難怪時不時就會被人輕薄地告知要'走出悲情，忘記過去'，以便'迎向未來'。
當然，歷史事件的臧否自有史學研究的查察之道，歷史事件的責任也自有法律追究或政治解決的方式。然而對事件的釐清與對歷史的反思，卻是嚴肅正視土地與自我的所有台灣人民無可旁貸的責任；歷史事件的解釋權更天經地義地應該掌握在臺灣人民的手中。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關節上，任何要臺灣人民'走出悲情，忘記過去'的言論，其實是居心叵測的。我們無法想像史論未定之前，任何一位有著基本人性關懷的人竟能發出這樣的謬論。更何況發言者，偶亦不乏與該事件有直接間接，千絲萬縷，治絲愈棻的關係人。我們何嘗聽說過日本人要中國人走出悲情？我們更不曾聽說過德國人要猶太人忘記過去！只有受害者有權利寬恕；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更沒有義務遺忘。任何不是直接受害者卻發出'走出悲情'或'忘記過去'讕言的人，如果不是事實上令人齒冷的幫凶；至少是理論上言語輕薄的幫閒。
'幽囚身是自由身，尺蠖聞雷屈亦伸；我向鐵窗三日坐，心同面壁九年人'﹝賴和：繫臺北監獄﹞；受苦與抵抗，放逐與流亡，是百年來臺灣文學恆久的主題。二二八事件對戰後臺灣人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歷經數世，其鬼魅魍魎猶兀自徘徊，時不時出沒在臺灣社會的各個面向；文學反映時代，自難視而未見，懷抱'身土不二'傳統的臺灣文學，尤其是首當其衝。為了重新檢討二二八事件及其對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影響，英國臺灣協會與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將於二月二十八當天下午，共同舉辦一場以二二八事件及臺灣文學為主題的學術演講；'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文學'。希望大家踴躍參加，依循學術的規格，理性討論。
根植吾土，心繫斯民─ 戰後臺灣文學的再編成
歷經一九二○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三大論爭─新舊文學論爭，鄉土文學論爭，臺灣話文論爭，臺灣文學主體性的概念於一九三○年代已經斐然成型，在特殊的條件下成立了獨樹一幟的臺灣文學；既非殖民帝國的日本文學所能支配，也非同是使用漢文的中國文學所能概括。臺灣新文學運動自始即與國族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具備政治運動者身份的文學運動健將不勝枚舉，這個現象在左翼文學脈絡中尤其明顯。我們從當時臺灣左翼文化戰線的言論與主張中，可以觀察出在文化，文學抵抗日本的過程裡，臺灣意識已然具體成型；臺灣作為弱小民族的新身份，抵抗日本並不必然必須依傍中國。三十年代臺灣話文派與中國話文派的論爭，除了是語言、文化的操作問題之外，也跟左翼政治運動尋求臺灣獨立有著密切的關係。
殖民地的文化特徵之一是語言的破碎性，而語言是文學創作的根本。新文學運動初期，確有少數日文作品，但在臺灣文化至上的鼓吹下，臺灣作家隨即轉入漢文的詩文創作。惟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後，在戰爭的怒火狂濤之中，臺灣作家被剝奪了漢語寫作的自由，僅能以日文創作，使得臺灣語文完全失掉了發展的空間。四○年代被迫進入皇民文學的國策之中，對臺灣作家更是絕大的挫折與考驗。臺灣文化人在被迫日本化的過程中，對於保有臺灣的特殊性是非常在意的。事實上，'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是新文化運動初期即已歸結出來的主張，而且在運動的過程中不斷的被強化。皇民化之下的臺灣殖民地作家，運用殖民者的語言而保有其文學的自主性，毋寧是母語斷裂之後惟一的出路。就此脈絡而言，臺灣文學與愛爾蘭文學的發展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戰後初期，隨著中國政府接收臺灣，中國文學以及中國語文形成文壇的主流。然則臺灣作家，面對中國現代文學，不但未曾有絲毫自卑，反而崖岸自立，對臺灣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文學
創作的水準與一般人民的文藝品味，充滿了自信。這個現象尤其在對'魯匪迅'﹝國民黨用語﹞等左翼文學作品的理解與欣賞程度中呈現出來。戰前面對日本人，戰後面對新來的中國人，臺灣作家的態度是前後一貫的，理所當然地維護了臺灣文學的尊嚴。當然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之中，作為時代見證的臺灣作家，亦不免凸顯了戰後臺灣人民精神上的窒悶與痛苦。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反共文學當道之下，臺灣文學青黃不接，日據時代的作家因語言、文字的轉換，已然喪失文學的舞台，幾乎全數退出。六○年代出發的年輕作家，雖然接受了完整的中文教育，也寫出了不少優秀的作品，但在當時'無根的放逐'與'橫的繼承'的影響下，對於臺灣文學的傳統一無認知，處在歷史斷裂的狀態之中。這種狀況，直至一九六四年'臺灣文藝'與同年'笠'詩社的創立，才有了改善。一九六六年吳濁流臺灣文學獎以及一九六九年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成立，正式標舉出臺灣文學的正橐，臺灣精神的延續才算有了一個文學的陣營。一九七三年保釣運動及台灣退出聯合國等一連串事件之後，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動帶來了對文化前途的反省，在強調民族文學，社會文學之際，臺灣文學也逐漸受到重視。
其實任何文學派別都反映了政治態度與國家認同，臺灣文學運動的癥結是戰前'臺灣結─日本結─中國結'與戰後'臺灣結─中國結'之盤根糾結。延續殖民時期臺灣文學運動與政治運動的相激相蕩，戰後臺灣文學再編成的過程中，其關鍵處亦在於臺灣文學是否中國文學的支流？而其政治意涵則在臺灣是否中國的一部份？在臺左派文人捨'臺灣文學'而不由，卻名必稱'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其彆扭詏口一如右派政客所稱的'中華民國在臺灣'。對比於殖民者所稱的'在臺灣的日本文學'以及二戰前後中共所﹝精神﹞支持的臺灣左派的政治運動，左右統獨中日的紛爭糾葛，加諸於臺灣人民身上的磨難，具體而微地在臺灣文學的發展脈絡中呈現出來，我們更不得不驚訝於歷史的反諷之鉅且速。
臺灣文學的本土論述在一九三○年代之後已然成型，經歷不同的政權，同樣的論題依然浮現。九○年代臺灣本土化的訴求再次響起，其中包括對臺灣文學，臺灣史以及臺語的重視，表現出戒嚴的魔咒掃除之後，臺灣人民急於認識生存之地的文化傳承；在此時空背景之下，臺灣文學'身土不二'的主體性思考也才有了健康成長的空間。為了爬梳百年來臺灣文學的脈絡與檢討戰後臺灣文學的發展，英國臺灣協會與劍橋大學遠東學院將於三月一日，共同舉辦一場以臺灣文學為主題的演講；'戰後臺灣文學的再編成'。歡迎大家踴躍參予。
890224
瀏覽數: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