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訊】隨著社會變遷以及兩岸在不同的政治體制運作下，地方經濟、科技組織及其地方政府之角色與功能產生許多差異。成功大學昨（11）日特別結合中正大學、及大陸澳門大學、山西大學等學校於國際會議廳召開「兩岸鄉鎮問題對比研究：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邀請兩岸學者與專業人士與會並就兩岸地方事務發表精闢見解，藉此比較兩岸地方政府之因應策略。

江淮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辛秋水在「大陸農村的“組合競選制”適合中國及發展中國家基層民主選舉」論文指稱，民主是中國農民多年來的訴求，而“組合競選制”是廣大農民行使民主權利的最好選舉模式，適用於中國及發展中國家基層民主選舉。主要是組合競選”具有科學性、規範性、優越性、民本性。它能從根本上打破農村大宗族、家族或權勢壟斷和操縱、緩解本社區內各門戶家族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選舉的村委會是一個優化又凝聚力強的班子、且競選過程本身是一個學習民主的操練場、更能兼具中國特色的“草根民主”與現代民主制度接軌，完全符合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的原則。

辛秋水院長也指出，世界上許多國家已把地方自治推廣到州、縣、市、鄉、鎮。美國學者認為地方自治可以看作是一種“契約”，受“契約法權”的保護，不得任意變更。所選出來的行政機構只對選民會議或議會負責，不是上級政府的執行機器。由此出現村民自治的中國政治體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曙光：中共領導人和廣大中國農民群眾由接受黨政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轉變為接受“組合競選制”的村民自治，這是政治思想觀念的一種徹底更新。

當前，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在9億人口的農村實現經濟與民主政治同步發展，搞好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是建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的重要步驟。“組合競選制”在中央、全國政協、安徽省有關領導和群眾支持下，進行了成功的實驗，並推廣到了全國多個省市，獲得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村委會“組合競選制”是對村委會選舉模式的初步探索，尚需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丁仁方與崑山科技大學進修部兼任講師及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博士生陳盈太共同發表的「民主化與合理化地方政府之績效指標：台灣地方縣市政府績效指標之研究」，說明民主化與分權化的趨勢發展對建立績效指標的影響，並以台灣基層的縣市地方政府為例，探討地方政府合理功能設計與施政目標，以及可能遭受的目標扭曲。

丁仁方教授指出，績效評估是科學管理時代的重要獎懲依據工具，也是私人企業成長快速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機構績效衡量的引進較遲，導致公務人員缺乏相互競爭性的誘因，台灣地方政府因為長期受到中央集權集錢的控制，直到最近才開始逐步建立績效指標。然而政府本質上與私人機構不同，績效評估的構面相對較多，並非如私人企業單純以利潤極大化為基本目標，相對政府機構必須考量許多非金錢化的目標，因此使得政府機構的績效衡量難以進行。

地方政府的績效衡量，必須考量許多傳統私人企業績效為考量的部分，尤其是涉及地方政治操作的部分，不能僅以單純績效考量，否則將難以清楚釐清為何既定績效目標，會在最後遭到扭曲，使得績效衡量失真，並造成績效考衡時的獎懲不公平，事實上這些所謂的不公平，是在忽視政治操作下的產物，如果將政治扭曲的現象予以考量，就將發現這些不公平正是某種程度上的公平現象，地方首長透過這些所謂的目標扭曲，來達成其政治利益，當然會犧牲部分本來應該回饋給基層民眾的地方資源，轉移到特定的個人與團體。因此如何將這些扭曲現象予以適當衡量指標，並測度出其影響的程度，列入整體地方政府績效衡量之中，而非一味予以否認與漠視才是正途。

而衡量指標嘗試將量化與質化指標同時考量，其中質化指標為避免主觀衡量的失真，不以絕對的各層級數值大小作為衡量，因為各層級單位與個人的業務性質南轅北轍，不可能予以同等客觀衡量，所以改以相對比率作為指標衡量的基準，因為比率本身沒有單位，可以克服不同單位之間比較的困難與主觀因素。

丁仁方教授補充說明，績效衡量是績效管理重要的一部份，具有其必要性，如果缺乏績效衡量，則不足以為獎懲之標準，而且在缺乏競爭的環境下，將造成吃大鍋飯的因循心態，長期而言，將使組織的效率不彰，效果亦不明顯。簡而言之，績效衡量為測量個人在某段期間的工作行為、成果，並客觀地給予評價的程序。

至於組織績效，應包含目標的達成、資源的獲得、顧客的滿意與健全的內部運作等四大要素，由此可知，組織績效必須全面性的考量，不能僅以結果最為績效的唯一標準。而合理的績效指標，好的績效指標設定，必須符合SMART的績效管理的原則，意即：特定成果、可衡測的、可達成的、與工作相關、特定時間限制內等五項要求。也就是針對某件特定衡量標的，在期限之內透過合理的標準，來達成與其工作相關的績效衡量。951211j